孔子與《易傳》

    按著太史公的說法，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說卦》、《文言》”（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，本文述孔子言行多以此為據(jù)，十分明確地認為，孔子是《易傳》的作者。太史公從楊何受《易》，所述必有來歷。然而，自北宋歐陽修作《易童子問》以來，這一說法受到了懷疑。數(shù)百年來，置疑的范圍不斷擴大：從開始懷疑部分《易傳》非孔子所作，直到認為整個《十翼》皆非孔子作品。20世紀上半葉，《十翼》非孔子作品已成了多數(shù)人的共識。然而，這一所謂“定論”，隨著帛書《易傳》及郭店楚墓竹簡的出土，而被徹底推翻了。

    史記所載不誣，《易傳》為孔子晚年所作，這應是今天學術界的共識。這是本文立論的基礎。��

    孔子作《易傳》的目的��

    《易經(jīng)》是周代上流社會的常見典籍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來占卜吉兇。這一點我們從《左傳》17處對《易經(jīng)》的引用上，可以明確地認識到�？鬃訉Α兑捉�(jīng)》的認識，與時人相比，既有相同之處，也有不同之處。相同的是利用《易經(jīng)》的占卜功能，預卜行為的吉兇結果。因為我們看到孔子也曾經(jīng)多次運用《周易》占卜，并且，從沒否定過《周易》的占卜功能。不同的，也是凌越時人之處是，孔子并沒有停留在《易經(jīng)》的卜筮功能上，而是更多地關注其道德因素。此義帛書《要》篇記載的十分清楚：

    子曰：易，我后其祝卜矣，我觀其德義耳也。后世之士疑丘者，或以易乎？吾求其德而已，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。君子德行焉求福，故祭祀而寡也；仁義焉求吉，故卜筮而希也。祝巫卜筮其后乎？����
   
    通過上述，我們看到孔子對《易經(jīng)》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其“古之遺言”上，關注的是其道德訓誡意義。但是，需要指出的是，僅停留在道德層面的人倫意義來評價《易傳》卻是不恰當?shù)摹？鬃幼鳌兑讉鳌穭e開生面，并非是為了作《易傳》而作《易傳》，這與漢學家標榜的嚴守經(jīng)文的疏釋原則是絕不相類的。這一特點，前人早已注意到了，《朱子語類》說伏羲自是伏羲《易》，文王自是文王《易》，孔子自是孔子《易》。伏羲分卦，乾南坤北，文王卦又不同。故周易“元亨利貞”，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，孔子方解作四德。（《朱子語類》卷第六十七）

    意識到《易經(jīng)》歷經(jīng)三圣，面目各異，是朱子的犀利之處。 然而，朱子認為“元亨利貞”至“孔子方解作四德”，是不確切的�！蹲髠鳌废骞�九年載（穆姜）始往而筮之，遇艮之八，史曰：“是謂艮之隨。君必速出！”姜曰：“亡。是于《周易》曰：隨，元，亨，利，貞，無咎。元，體之長也；亨，嘉之會也；利，義之和也；貞，事之干也。有四德者；隨而無咎。我皆無之，豈隨也哉？必死于此，弗得出矣。” 

    這說明，早在孔子之前就有用“四德”來解釋“元亨利貞”的傳統(tǒng)了（對文中所引《周易》與孔子《易傳》的關系，章太炎謂：“今思之，或文王以后，孔子以前說《易》者發(fā)為是言，而孔子采之耳。”（《國學講演錄》69頁）《左傳》楊伯峻注謂：“此八語皆見《易·乾·文言》，惟兩字有不同。穆姜非引《文言》，乃《文言》作者襲用穆姜語。” 文中明言，穆姜與人言征引《周易》，則此一《周易》絕非穆姜一人所獨見，章說謂孔子作《易傳》前就有解《易經(jīng)》的文獻，孔子《易傳》有采擷舊文之處，實為近理之言，楊說則顯然難從。）。以道德的角度闡揚易理，不是孔子的發(fā)明，孔子作《易傳》的真正價值并不在此。談到孔子作《易傳》的價值，章太炎認為：孔子贊《易》之前，人皆以《易》為卜筮之書。卜筮之書，后多有之，如東方朔《靈棋經(jīng)》之類是。古人之視《周易》，亦如后人之視《靈棋經(jīng)》耳。贊《易》之后，《易》之范圍益大，而價值亦高�！断缔o》曰：“夫《易》何為者也？夫《易》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大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”孔子之言如此。蓋發(fā)展社會，創(chuàng)造事業(yè)，俱為《易》義所包矣。此孔子之獨識也。��

    章氏是一代國學大師，所論自有其不可磨滅之處，但若從孔學的整體來看，當能發(fā)現(xiàn)孔子作《易傳》有更深層的涵義。我們知道，孔子一生力倡仁政，強調(diào)“反躬修己” 、“克己復禮”，從人的內(nèi)心出發(fā)，啟發(fā)人的道德自覺，體現(xiàn)了強烈的人本理性精神。這類例子在《論語》中比比皆是，茲不贅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孔子的這種訴諸內(nèi)心直覺的道德證明方式，常常不能收到應有的效果。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《論語·陽貨》篇的宰我問孝：宰我問：“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為禮，禮必壞；三年不為樂，樂必崩。舊谷既沒，新谷既升，鉆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”子曰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錦，于女安乎？”曰：“安”。“女安則為之！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為也。今女安，則為之！”宰我出。子曰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通喪也，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？” �� 

    這里暴露的問題是：僅僅從良知上論證道德的正當性，并不能保證論證的效果。事實上，同樣從良知出發(fā)，人們的道德抉擇往往是很不相同的。人們是否擁有共同的良知，是大成問題的。這就迫切需要為道德的存在尋找一個更具說服力的依據(jù)。孔子素來以仁義自任，卻一生坎坷：干七十二君，十四年去國流亡，頻遭排擠、冷遇，危難之際，連長期追隨他的及門弟子也產(chǎn)生了疑惑和動搖。道德信仰迫切需要在更高的范疇上得到證明，能夠滿足這一需要的只有“彌綸天地”的易道。孔子作《易傳》，為道德的合理性提供了最終的形上學依據(jù)，并因之確立了深邃、嚴密的貫通人天的“性命”（盡性至命）修養(yǎng)學說。這固然與易道“與天地準”的本身特點有關，但是，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，孔子對形上境界超凡的領悟力，邃密篤實的性命修養(yǎng)，是其中的決定性因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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