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、宋、明、清風水大師、國師
到了唐代,相地知識逐漸科學化,風水活動亦日趨繁盛。據(jù)《通典》卷138援引《開元禮》記載,唐代不論是官人還是庶人,只要死了,都要“卜宅兆”、“卜葬日”,這成為一種很普遍的習俗。
唐初,徐績請人卜葬,占辭說:“朱雀和鳴,子孫盛隆。”但風水師張景藏卻不以為然,認為“所占者,過也。此所謂朱雀悲哀,棺中見灰。”后來徐敬業(yè)在揚州反叛,武則天大怒,派人撬開了徐績的墳墓,焚尸為灰,應驗了張景藏的斷言。
武則天當政時,侍中郝處俊因為曾經(jīng)極力反對高宗讓位武則天,而受到武則天的冷落。郝處俊死后,有風水師經(jīng)過郝的墓地,說:“葬壓龍角,其棺必斫。”后來,郝處俊的孫子犯了罪,禍連九族,郝處俊的墳墓被掘。
據(jù)《摭遺》,唐玄宗獵于溫泉之野,鶻飛兔走,御駟急弛,只有白云先生張約的快馬能跟得上玄宗。到了一個山頭,看見一座新墳,張約審視良久,玄宗問看到了什么,張約說:“葬失其地,安龍頭,枕龍角,不三年,自消鑠。”此時旁邊有樵夫,玄宗便問是何人葬于此地,樵夫說是山下崔巽家。玄宗和張約來到崔家,對崔巽之子說:“山上的新墳,不是吉地!”崔巽之子說:“父親臨終前曾說過,安龍頭,枕龍角,不三年,皇上至。”玄宗聽了很是驚嘆。張約則自嘆技不如崔巽,后來回到山里修行去了,玄宗則下昭免去了崔家的終身徭役。
唐代設有司天監(jiān),監(jiān)里的官員都精通風水之術。風水宗師楊筠松就曾在司天監(jiān)任過職。
五代時的錢锍曾任唐末鎮(zhèn)海軍節(jié)度使,在蘇南和浙江一帶形成割據(jù)勢力,以后又建立了吳越政權。當時他準備修光牙城。大公府有個風水師前來游說:“王若改舊城為新城,國家的命運只有100年,但如果填筑西湖而修城,國家就會有一千年的命運。”錢锍不相信風水,因此也就很不客氣地回答:“我只想改舊為新,國運能有100年,我也就心滿意足了。”后來吳越國果真只存在了99年。
至宋代,風水術更是盛行,很多帝王將相都相信風水,宋徽宗就是一個很相信風水的皇帝。
宋徽宗原先沒有兒子,有個叫劉混康的風水師告訴他:“京師西北隅地勢過低,如培筑增高,當?shù)枚嗄兄病?rdquo;徽宗就命令大興土木,疊起岡阜,高約數(shù)仞,后來果然得了兒子。
宋朝沙陽人葉隆吉年輕時尋求陰宅葬父,一天,有個姓林的風水師告訴他說距縣城五里,有座山叫羅源山,山有吉地,有詩為證:“臥龍欲騰頭角起,乃安龍頭按龍尾。申酉年中桂枝香,子孫折桂無窮已。”葉隆吉感到很奇怪,說自本朝以來都是辰、戌、丑、未年廷試,怎么說是申酉年及第呢?姓林的地師說這是按陰陽五行推算出來的。后來國家因為寇難多事,廷試就被推到了申酉年,葉隆吉果然登科及第。
宋人洪邁在《夷志堅》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:在仙游縣葉子昂的家族有100多戶人家,都住在一個村子,此村有群山環(huán)峙,如屏如嶂,紹興風水師羅正甫斷言此村當出丞相,這句話后來應在了葉子昂的身上。
明朝的朱元璋建都金陵,曾為都城的風水花了不少的精力。金陵城外諸山,都面向城內(nèi),惟獨牛首山和太 平門外的花山,背對城垣,沒有拱衛(wèi)之意,朱元璋為此悵然不樂。傳說他曾命刑部帶著刑具,將牛首山痛打100棍,又于形象如牛首處鑿石數(shù)孔,用鐵索鎖轉(zhuǎn),使之形勢向內(nèi)。又讓人于花山肆行采樵,不讓有翠微生色。
在明代的金溪縣有個縣令叫劉用寅,他看中了本縣晁氏九經(jīng)堂遺址的風水,臨終前讓兒子將其買下,要將自己葬于此處。后來,這個縣令的后人就中了進士。
袁世凱曾一度受到清朝廷的排斥,解職歸田。他懷疑自己家的祖墓有破敗,乃遍請風水名師看墓,都說是龍真穴的,向水相和,看不出任何破綻。有個叫佛隱的風水師在收到袁世凱的書信以后,也去看墓,認為墓地有朝有托,名堂寬廣,諸般貴器羅列,實乃大貴之地。只是在穴的前后左右遍筑墻垣,使龍身受制,氣脈受阻,不能發(fā)旺,反受挫折。袁世凱認為佛隱的話很有道理,于是就命令工匠拆除圍墻。過了三年,袁世凱竟然出山當了民國的元首。
在清末民初,北京城內(nèi)曾流傳一種說法:說北京三朝都城的衰敗與內(nèi)城前三門的名稱有關。這前三門的名稱分別是:正陽門、崇文門和宣武門。正陽門預言了元朝末年的“至正”年號;崇文門預言了明朝末年的“崇禎”年號;宣武門語言了清朝末年的“宣統(tǒng)”年號。當時的人們認為,元、明、清三朝的滅亡乃是前三門名稱的誘導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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